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第一卷）
第一章 地方党团支部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风潮
第二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泸州地下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
第三章 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
第四章 中央红军长征过古、叙与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泸州党组织进行的革命活动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后泸州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一、抗战爆发前后泸州中共党组织的挫折与领导机构的重建
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6月，由于武装暴动的失败和一连串的党员被捕和叛变，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及其下属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至6月底，除江纳泸特区还存在一部分支部外，赤合特区、泸县城区、泸县宜民区、叙蔺宋特区的党组织已基本上不存在了，中心县委也只剩下邹风平、李亚群、曹德渊、周一戎等人，并且同上下左右都断了联系。7月3日，邹风平、李亚群、曹德渊等人在纳溪和丰开会，决定疏散人员，保存力量，等待时机。会后，李亚群去上海，邹风平去云南镇雄周一戎家里养伤，曹德渊留在当地争取同省委接上联系。8月，曹德渊等人在纳溪合面铺被捕。江纳泸特区组织部长余道炳自首叛变，造成十余名党团员及一大批农会积极分子被捕。至此，泸县中心县委及其下属组织的活动全部停止。1936年11月中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在古蔺、叙永、兴文一带迭遭敌人围剿，伤亡很大。12月15日，政委余泽鸿牺牲。1937年1月，纵队其他领导人亦遇害，游击纵队至此失败。
1937年4-5月，从重庆反省院出来的共严党员万敬修、廖寒非受张秀熟的派遣到泸县、宜宾，通过组织秘密读书会、信义互助会，办刊物等活动发展党员，筹划在泸、宜两地恢复川南党组织。不久，在泸县成立了中共川南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万敬修、廖寒非。在没有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情况下，独立开展川南地区的革命斗争。时有党员45人。
1938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派刘作民来泸县、宜宾清理组织，接收党员。至此，川南临工委和省工委接上了关系，受省工委领导。3月，四川省工委派赵利群来泸，指示由万敬修、廖寒非、赵利群三人正式组成中共川南工委，书记万敬修。泸县由万敬修负责，宜宾由廖寒非负责,45名党员分散在泸、宜等县内。7月3日，四川省工委派李亚群来泸传达省工委关于撤销川南工委，成立中共泸县和宜宾两个中心县委，直属省工委领导的指示。因当时泸县及附近几县党员人数只有70多人，故暂时成立泸县县委，书记李亚群。泸县县委领导泸县、合江、纳溪、叙永、古蔺、赤水、隆昌、古宋、江安等九县党的活动。1938年底，泸县县委所属中共党员已发展到263人。1938年12月31日至1939年1月2日，中共泸县县委在泸县城内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县委全体执委，古蔺、江安、二十三兵工厂等党组织代表共14人。李亚群传达了省工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执行省工委指示，正式成立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选举执委7人，候补执委5人，中心县委书记李亚群。会议还讨论了壮大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以及以青运和工运为中心开展工作的设想。
二、泸州地方党组织活动的恢复和发展
1937年年底，中共川南临时工委领导下的川南师范党支部成立，书记赵利锋。是年，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川师发展了曾德林、薛仿等一批队员，成为泸具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不少队员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成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隐蔽在泸县国民党驻军十八师内的共产党员王梓赋与川南临工委接上了关系，并在临工委的领导下谨慎地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不久，建立了直属川南临工委领导的军队支部，书记王梓赋。1938年5月，在中共四川省工委“工运训练班”结业的肖泽宽、徐坚等8人由程子健带队从成都来泸县，通过张荫堂的关系安排到二十三兵工厂工作，不久成立了中共二十三兵工厂特别支部，直属省工委领导，同时也和川南工委发生联系。1938年8月，李亚群到赤水、合江一带清理组织，成立了中共赤水支部，书记冯剑魂。1938年秋，中共古蔺特支成立，书记熊绍阳。
1938年，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在其所属各地党组织中开办训练班，以支部为单位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由县委负责人讲课。讲课内容有：阶级与政党、中国革命的性质、统一战线、秘密技术与革命故事、监狱生活、支部工作与思想斗争等。1939年6月，泸县中心县委派姜伯文到古蔺镇龙山举办党员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1939年2月到9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下属的中共古蔺县委、叙永特支、古宋特支、赤水特支、合江特支先后建立。8月又建立了中共叙永特区，负责领导古宋特支、古蔺县委、叙永各支部党的活动。2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在泸县城内慈善路九号开办“沱江女子商店”，作为党开展妇运工作的秘密联络点。按照中心县委的指示，“沱江女子商店”的任务是团结组织妇女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的队伍。3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在泸县城内水井沟开办了“泸县书店”，发行《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
1939年11月，中共川东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组织发展，彻底转变抗战初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泸县中心县委立即停止了党员发展工作，着手进行组织内部清理，审查干部，切断不可靠的关系。本年底，泸县中心县委共有党员634人。
1940年6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为了贯彻党中央对白区工作“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整顿和巩固党组织，在泸县罗汉场半节田举办党员训练班，分批轮训泸县城区的基层干部，对其进行党的基本知识，特别是革命气节的教育。
第二节 党领导影响下的泸州抗日救亡运动
一、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将国土拱手相让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随着全国人民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当时的川南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在泸县及其所属各县组织工人、学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要求川军出川抗日，募捐寒衣慰劳“东北义勇军”等。地下党发动组织的川师、泸中等学校师生走上街头，揭露“九•一八”事变真相，演出“可爱的中华”等救亡节目。地下党员方朝生在纳溪组织了“抗日青年团”声援东北义勇军。1932年3月18日，在成、渝等地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泸县各中、小学校学生纷纷组织宣传队到城乡进行抗日宣传。泸县工商各界开展了抵制日货的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中央在延安发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十大救国纲领”；国民党反动派迫于压力也表示愿意抗日。中共川南临工委（后泸县县委、泸县中心县委）遵照四川省工委的指示，以抗日救亡活动为中心，以学运、工运为重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党领导和影响的泸、纳、合、叙、古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夏秋间，在泸县城内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川南师范师生组织的两支宣传队，在教师（共产党员）黄觉民的带领下，先后到泸县附近罗汉场、兆雅镇、云锦场、胡市、长滩坝等乡镇宣传抗日救亡，历时一个多月。1938年8月，为了扩大抗日爱国宣传，中共泸县县委在中、小学学生中组织了“抗日晨呼队”，队员有两百多人。“晨呼队”以学生积极分子王家福、周德明、尹晴岚等三十余人为骨干，王家福为队长，下有五个小队。每天清晨，“晨呼队”从各个方向向城内大十字集合，一路上唱起自己编的晨呼队队歌：“祖国在死亡线上，同胞在饥饿彷徨，五千年的民族要翻身，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要反抗……反对一切内战，枪口朝外向，打走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投降！”。“晨呼队”在大十字汇合后，又从三牌坊登上忠山之巅，在山巅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口号。歌声、口号声震荡着泸县县城。党的进步青年组织——民先队也积极活动，除了街头宣传外，还协助川师党支部开办了“平民夜校”，把社会上的失学青少年和一些成年人组织起来，一边学文化，一边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组织远郊宣传队，沿长江北岸而下，经罗汉、泰安直抵弥陀，转北由兆雅、得龙铺经石洞返回泸州，沿途向农民讲演抗日救国道理。在泸县各校任教的地下党员和进步教师也利用上课等教师身份适合的方式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党的宣传教育下，不少进步青年奔赴延安报考中央军校，以各种方式投入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前，中共纳溪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仅剩个别地下党员，但在中共川南临工委的领导和影响下，广大进步青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在江安县省立江安中学读书的进步学生欧志修、黎文炜、许敬先、李毓江等人结集二十余人自筹经费，组织先声游艺会，利用假期，多次到纳溪县城、合面、大渡、文昌等场镇以公演话剧，街头讲演，写标语，教抗战歌曲，办民众夜校等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1月，地下党员刘力生到合面区担任合作社指导员，他积极组织各界人士成立“抗敌后援会”，以朱子选、吴恩浦等人为活动骨干，以同年建立的中共护国党支部为核心，组织发动青年学生以演戏、唱歌、办壁报、图书室、夜课学校等形式宣传抗日主张。地下党员雷雨田在大渡口镇偕校长李鼎铭也开展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从此，纳溪境内昀抗日救亡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
合江县在1935年4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石顶山武装起义失败后，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党的活动处于停顿状态，直至l938年12月，赤水党组织派人到合江先市成立先市党支部，党的活动才开始恢复。“七七”事变后，合江县初级中学学生，见国民党县政府对组织抗日救亡宣传不热心，于1938年春产生了自发组织抗敌御侮宣传的想法。男生部二十九班同学罗大亿、韦代煜约集平时爱唱歌、爱活动的同学数人练唱《五月的鲜花》，在合江纪念“五四”运动群众大会上和会后高歌，博得了群众的赞扬。会后，同学十多人在学校瞰江楼上，面对滚滚长江宣告抗日宣传队成立，并命名为“洪波歌咏队”。“洪波歌咏队”成立后，经过扩大组织和近一个月时间的排练与准备，于1938年6月首次在合江县城亮相，男女同队同台演出抗日救亡节目，博得爱国人士的赞赏。从此，不管在闹市街头还是群众集会，都少不了“洪波歌咏队”的抗日救亡表演，直至1940年初被国民党县党部强令解散。
叙永县，从1938年底开始，由当地地下党组织成立的抗日“晨呼队”，由叙永中小学学生组成。学生们每天早晨五点钟打着火把到学校集中，然后整队上街晨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等口号，高唱“打倒日本，除汉奸，大家团结起来救中国！”等歌曲。以学生为主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利用课余轮流上街宣传，逢赶场天还到沙包树、两口河、兴隆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节目，吸引了各阶层的观众。叙永人民还开展了捐献、义卖、送军鞋支援前方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当时的永属联中是川南三县叙永、古蔺、古宋的最高学府，学生除了来自这三县之外，还有来自滇北各县的学生。所以，假期中，永属联中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就遍布叙永、古蔺、古宋和滇北、镇雄、威信各乡镇，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古蔺，1937年初，共产党员邓伯明、邓叔明从外地回乡，在古蔺县立龙山五小教书，把一批地下党员请到龙山来，利用课堂课外进行抗日宣传。“七七”事变后，镇龙山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波及全县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率先组织了抗日救亡歌咏队，在抗日救亡宣传形式上，有墙报、标语、口号、漫画、街头讲演、唱歌、戏剧等，利用赶集、酒席等机会开展广泛宣传活动。当时的镇龙山有三百多户居民，经常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青年男女达两三百人。满街标语：“抗日烈火已烧到了眉睫”、“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等醒目耀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口号振荡云霄；入夜后抗日救亡歌声此起彼伏，抗日宣传队话剧组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捉特务》等节目也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938年7月“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古蔺地下党组织领导了盛大的抗日宣传活动。由“民训宣传队”和“树风社”出面发起的火炬游行反响很大。在龙山乡下桥上、白沙两小学教书的地下党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领学生赶来参加，带动街上居民和附近农民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一千多人的火炬游行队伍，喊着抗日救亡口号，从东皇庙抵万寿官，全街灯火通明。通过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教育和锻炼了龙山街上的青年男女，其中的积极分子二十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正式建立了党的龙山街支部。
2、利用“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8年9月，国民党泸县政府根据四川省抗敌后援会指令，在泸县韩家坳，由党、政、军三方联合成立了“泸县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泸县“抗敌后援会”由教育界刘子瑜担任会长，高仰慈负责日常工作。1939年1月，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扩大会议上，李亚群传达了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加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放手发动工人和学生、群众，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根据会议决定，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派出一批党员进入“抗敌后援会”工作。中心县委先后从二十三兵工厂、城区店员、教工、女工等四个支部抽调三十多名党员连同工人、学生、群众共300多人到“抗敌后援会”中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泸县中心县委又通过高仰慈的爱人廖蓁（八路军驻渝办事处驻泸人员），将中心县委抗日救亡工作的指示传达给高仰慈，让高利用“抗敌后援会”去贯彻。这样，泸县“抗敌后援会”的活动就积极开展起来。
泸县“抗敌后援会”，除领导各学校后援会的工作外，还组织了抗日宣传队、战训同学会、妇女青年工作团；开办了战时技术人员训练班、业余夜校和读书会；成立了戏剧组、歌咏队、壁报组。
1938年冬，戏剧组由肖彬、尹睛岚、李青林等地下党员组织泸县几所学校在大北门川戏院，进行为前方战士募寒衣的“义卖”演出，内容是戏剧、歌咏相间还夹插抗日演讲，并和外地迁来的第七保育院“孩子剧团”举行联合演出，内容有戏剧《日出》、《胜利是属于我们》、《平型关》等，歌曲《大刀曲》、《松花江上》等；在大北门川剧院举办的国民党二十军军乐队和川师、泸中等学校师生联合音乐晚会上，川师“后援会”的师生把《国际歌》改名为《怒吼吧，中华儿女！》，安排在最后由四十名演员演唱，受到人民群众雷鸣般掌声的欢迎。邓本蓉、邓本宣、申云有等同志还组织了以陈公祠学校为主的，有工人、学生一百一十余人参加的歌咏组，分头到街头、业余夜校、工人俱乐部等地教群众唱抗日歌曲。墙报组的地下党员组织出刊了1938年纪念“五一”和庆祝“七七”抗日两周年的墙报，刊载了爱国教师和职工抗日救亡的稿子，并转载了《大公报》、《新蜀报》、《新华日报》的文章。中共泸县中心县委还以“后援会”的名义；组织各工厂、学校开展下乡巡回演出。如川南师范学校就组织了三个宣传队，三个队分别由二十六班、二十七班、二十八班师生组成，领导是先洪渊、熊仲煜、包楷文，各班的党员都参加了下乡演出。党的川师特支还派郑志远负责情报、标语；王方泽负责街头讲演和宣传；包楷文和黄仲芳负责戏剧、歌咏。三个队分头到泸县瓦子镇、通滩、连云洞等场镇进行了一周的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晚上演出时，乡公所的爱国乡丁还自动到剧场周围维持秩序。二十三兵工厂战训班组织宣传队到离城二十多里的热闹场镇石洞去作抗日宣传，演出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1939年初，国民党中央政庸教育部以教师为主的“巡回施教队”到泸州宣传抗战。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通过“后援会”（战宣班）组织动员了二十三兵工厂职工和泸县部分学校学生，同“巡回施教队”在县城南门外峨嵋体育会排演大型话剧《最后的胜利》，共有一百多人参加，话剧内容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抗战，军民合作，努力生产；支援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争取最后胜利”。通过以上这些抗日宣传活动，使泸县城乡团结抗日，支援抗战的热潮高涨。
1938年到1939年，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通过“后援会”组织了各界人民为前方将士募献寒衣和慰劳抗战伤员的活动，还在各学校师生中发起了一日一枚铜板的捐献运动。如泸县职中，每天早晨升旗的时候，在旗台上放一箩筐，由师生们自由捐献（至少一个铜板）；育群女中、泸县中学的一部分女同学，用自己的钱买花布做成挑花手巾来卖，所得的钱作为抗日捐款，这种方法在女同学中很快推广，逐步发展到“义卖”，普及到全县。1939年9月11日，泸州被日机轰炸，炸死1160人，炸伤1645人，烧毁房屋7600余家，泸县北半城一片焦土。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通过“后援会”中的地下党员，组织兵工厂、商店、学校的职工、师生冒着生命危脸抢救受难群众生命财产，到医院和受难者驻地进行慰问。地下党员李青林组织了三十多人到小市和南城峨嵋体育会慰问被炸伤的群众，将捐款和慰问品交到他们手上，并给伤病员喂饭、换药等，使人民群众深受感动。
1939年6月，合江县中共五通党支部为了在群众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五通黄氏小学的进步教师、革命青年和社会上拥护抗日的各阶层人士，成立了“五通乡抗敌后援会”，推举陈念生为主席，黄天如等人为副主席，李光棠为名誉主席。该后援会组织学校师生深入乡村，向人民群众演出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抗日英雄刘三爷》、《难民闹街》等抗日话剧，受到各界人士欢迎和好评。
1939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疯狂地镇压进步力量，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夏天开始，川南各县反动势力逐渐抬头，查禁进步书刊，排挤进步人士，遁令各机关学校不准录用“嫌疑人员”，取缔救亡组织，逮捕、威胁左倾人士等，中共泸县中心县委的活动也受到限制。中心县委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将地下党员全部撤离“抗敌后援会”，并趁“战宣班”结业之机，巧妙地将党的干部分批分期转移到二十三兵工厂和外地，继续开展党的工作。中共党组织在“抗敌后援会”的活动就此停止。
二、学运、工运、妇运
1、学运
抗日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除了前述的抗日救亡活动外，还有在大后方国统区，学校师生同国民党反动当局限制、压制抗日救亡活动进行的斗争，这些斗争多数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或影响下进行的，也有一些是自发组织的。就泸州地区而言，早在1938年3月，针对国民党泸县县政府严令各校限制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反动措施，中共川南工委领导的党组织就发动泸县各校学生起来反对。在泸县职中工作的地下党员万敬修、何作舟、罗应铭、郑小莉等抓住老师打伤学生的事件，利用学生会进行号召，在学生中选出王昆、尹晴岚、漆道家等人成立罢课小组，开展了一场反封建奴化教育的罢课斗争，并提出废除体罚、走出课堂，撤销教务长孙文楠职务等条件，得到了各中学学生会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群众的同情。学生代表几次向国民党县政府交涉，提出的条件得到了满足，取得了走上街头宣传抗日的胜利。
从1939年春起，地下党叙永联中党支部在学校里秘密活动，发动和领导全校的抗日救亡运动。永属联中校长肖绥徕，教导主任王好问，教师张仲友等都是倾向进步的。在他们的影响和党支部的领导下，学校政治气氛浓厚，订有《新华日报》等报刊，组织晨呼队、街头演出，时事报告会等，抗日救亡宣传热火朝天。1939年上期，国民党叙永县政府排斥联中进步教师，打击学生抗日热情，撤换了支持抗日活动的肖绥徕校长职务，派仇视学生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肖国祯继任，联中党支部在董少华领导下，组织了全校规模的“反肖斗争”。党支部以二十六班为主力，进而控制全校学生自治会，提出“反对肖国祯当联中校长，肖国桢不配当校长”的口号，并决定：肖敢走进校门，就哄他出去。与此同时，党支部还积极争取地方知名人士柳子林、郑世成等支持，并在群众中广造舆论，揭露肖是贪污腐化的大坏蛋。斗争进行到第四周，肖国祯衣冠楚楚地来到学校。同学们得知后，潮水般涌向操场形成一堵人墙，高呼“打倒肖国祯”、“贪污腐化的肖国祯滚出去”等口号。肖见众怒难犯，在同学们的怒吼声中悄悄溜走了。接着，大家选出学生代表到县政府请愿，要求罢免肖国祯的校长职务。经过一学期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肖斗争的胜利。
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地下党临时支部，通过公开合法的进步社团——“社研”（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进步同学，在分校校本部走廊开辟了民主墙，出版《流火》、《布谷》、《山泉》、《野草》等墙报。“皖南事变”后，临时党支部收到上级转来的事变真相材料，立即在支部会议传达，并紧张工作起来，把有关材料出版剪贴墙报《介绍》。但这个秘密张贴的墙报出现不久就被撕掉。大家气愤异常，马上又复写了四份《介绍与批评》，由四名党员分头秘密张贴在校本部（文庙），文法学生男生宿舍（春秋祠），工学院男生宿舍（南华官）和女生宿舍（帝主官）。张贴不久又被撕去，只有贴在春秋祠那一份，从早至晚围观同学很多，影响很大，弄得国民党军政当局惊恐不安。叙永驻军团长杨文榜向其师长陈明仁密告，陈即电告重庆蒋介石。4月8日，蒋向四川省政府发出密饬拿办公函，4月12日，四川省政府又给叙永县长何本初发出查禁密令。贴在帝主宫女生宿舍的《介绍与批评》被驻军发现后，荷枪实弹包围帝主官，把墙报整个揭下来拿走，还要强行进入女生宿舍搜查。女同学们与分校教务处向当地驻军交涉，才使其未能得逞。这场围绕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斗争，不仅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而且在叙永全县人民中影响很大，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深刻揭露和打击。
2.工运
抗日战争初期，二十三兵工厂由河南巩县迁泸州，中共四川省工委决定将该厂作为川南工运的重点。从1938年5月起．省工委先后派了肖彬、徐坚、张静波等十九名党员去该厂，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也分批派了王新民、王家福、吴运良、马德、陈熹等同志进厂。这些同志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二十三兵工厂特别支部。
二十三兵工厂党支部经过调查研究，针对国民党对兵工厂控制很严，规定工人“一律为现役军人”，按照军法管理，不准成立工会，不准工人参加厂外活动，外面的人也不能进厂宣传的特点，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作为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阵地。工人俱乐部话剧组演出了《三江好》、《野玫瑰》、《打鬼子去》等话剧，地下党员尹晴岚、周德明等还分别到工厂食堂、宿舍教唱“抗日战歌”、“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激发职工爱国热情。地下党员周运堂以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几经与厂方交涉，将官办的《甘壁报》改版为俱乐部公开的抗日宣传阵地，深受职工欢迎。为了使党的活动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支部还鼓励党员广交朋友，利用旧形式组织兄弟团。兄弟团有规约八条：1、要爱朋友；2、要互相帮助；3、要读书识字；4、不嫖赌；5、不浪费金钱；6、不和工友打架；7,不出卖朋友；8、不作汉奸。支部还利用“打会”，组织共同储蓄救济金，照顾生活困难的工友。
1939年上半年，二十三兵工厂九工场党小组发动200多工人到泸州搞了一次火炬游行，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略）
3、妇运
(1)沱江女子商店
1939年2月，为了团结、组织广大妇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派地下党员邓本蓉、李方琼负责筹建女子商店作为联络妇女的据点。邓、李二人利用合法的社会身份（校长、教师）很快动员、组织热心妇女运动的小学教师、机关银行女职员和女工三十多人入股，有社会职业为掩护的地下党员也参加，每份股金为法币二十元。多数人以枕头、手巾、窗帘、桌布、餐巾等刺绣品入股。这时，从成都转移泸州的地下党员代剑萍、李文君，需要社会职业作掩护，党组织就让代、李二人具体负责经营“沱江女子商店”。就这样，商店在泸县县城慈善路九号正式开业了。大家有意在经营的商品如枕头、桌布上绣“还我河山”、“抗战到底”等醒目字样宣传抗日救国。商店在中心县委直接领导下，注意采取多种形式联络、组织广大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如在北门小学开的商店股东会，既是业务研究会，又是宣传学习会。商店负责人趁机向妇女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号召大家去联络更多的妇女走出厨房、接触社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不少妇女在“抗敌后援会”的活动中，成了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党组织还将一部分积极分子培养入党。在泸县被日寇飞机轰炸的“九一一”惨案中，妇女们对抢救、慰问、安置伤病员起了重要作用。“沱江女子商店”的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秘密监视，泸县中心县委决定将商店撤销，转移代剑萍、李文君同志到二十三兵工厂。
(2)古蔺第一个中共妇女支部的产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古蔺镇龙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邓伯明派其爱人钟丽昭以姐妹会的名义团结进步妇女何素萍、许大英等二十多人，并以姐妹会成员为基础成立了“抗日救亡歌咏会”。晚上，把妇女们集中起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或由地下党员邓伯明、邓叔明、李家齐等向妇女们进行抗日宣传。1937年秋，为了进一步把各阶层妇女团结在党组织周围，接受教育，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党组织指派钟丽昭以“歌咏会”女青年积极分子为骨干在镇龙山办起了“姐妹商店”。通过亲连亲，友连友的动员，商店很快有几十个人人股，成员由镇上发展到农村。随着商店的扩大，“姐妹商店”又更名为“妇女商店”。商店以营业为掩护，一到晚上，妇女们就集中在商店柜屋里，由郭希霖教唱抗日歌曲或进行爱国思想和革命道理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1938年5月，党组织针对妇女们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决定由延安返回镇龙山的李家齐和熊绍阳主持，在何素萍家后面两间厢房里，以“妇女商店”骨干为主办起了“妇女夜课识字班”，有学员三十多人，由牟泽临、郭希霖、邓彦珏、刘创文几位老师讲课。为了让识字班取得合法的地位，开学典礼那天，党组织还邀请统战对象联保主任李均廷到会讲话。识字班的课本是刘创文从成都带回来的《战时课本》，课文主题都是抗日爱国。李家齐还把他从陕北带回来的革命歌曲，如《妇女解放曲》、《抗大校歌》等教给大家唱。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妇女们不仅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还可以写便条和短信了。识字班因此受到当地青年和妇女、包括农村妇女的欢迎，成员发展到一百多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党组织还增加老师，增设《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除了课堂学习，还借阅革命书刊给学员。
1938年9月，党组织以镇龙山妇女的名义 （略）
广大的龙山妇女既接受了革命理论教育，又在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如深入区乡进行抗日宣传，为前方将士募寒衣，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游行等）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涌现了一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妇女积极分子。党组织在条件成熟的妇女中，分期分批吸收了十二名妇女入党，并于1939年春在龙山建立了古蔺第一个党的妇女支部，由牟泽奇担任支部书记，梁昭文、王鸿芬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委员。
第三节 隐蔽精干，等待时机
一、隐蔽精干的措施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
中共泸县中心县委自1940年6月贯彻党中央对白区工作“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整顿巩固党组织，举办党员训练班以来，又于1940年9月在泸县城郊召开会议，研究整顿组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溶共、限共政策等问题。会议决定，调江文远任江安县委书记，调陈华洛任叙永特区书记；鉴于泸县城区党组织发展较快，党员人数达二百多人，决定成立泸县城区委，区委书记由刚从叙永回泸县的肖泽宽担任。年底，泸县中心县委决定成立赤水、合江临时联合县委，书记单文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各地特务活动猖狂，泸县的局势也渐渐紧张，“泸县书店”在敌特的频繁骚扰下被迫停办。2月中旬，陈野苹接受中共川东特委布置的紧急任务回到泸县，立即开始在泸县秘密印刷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传单通过各种方式在中心县委所属区域内广泛散发，甚至贴到工厂的每部机床上，影响极大，国民党特务由此对地下党组织大肆进行搜捕。3月，先后发生泸县中心县委代理书记郭福玉、江安县委书记江文远被捕事件。敌人从江文远身上搜出一张党员干部名单，造成江安党组织支部以上负责人八人被捕，全县一百多名党员基本失掉联系，江安党组织活动停止。4月，为保存力量，预防突发事件，泸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邓明、职工部长肖泽宽等人奉川东特委指示转移去重庆，泸县城区及合江党组织负责人也立即疏散和撤退。至此，泸县中心县委的活动暂时停止。叙、蔺、宋三县党组织虽然未受破坏，但同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处于隐蔽状态。6月，中共赤水特支再遭破坏；7月，特支书记傅方权被敌人杀害，赤水党组织停止活动。中共川东特委随及派廖林生到泸县清理恢复组织，因泸县城内白色恐怖严重，转移到叙永，以叙、蔺、宋三县为重点开展工作。8月至9月，廖林生先后与叙永、古蔺党组织接上关系。经过一段时间清理，基本上接收了叙、蔺、宋三县党组织二百多名党员，开展了“巩固组织、保存力量”的工作，并分批转移已经暴露的党员。
1940年前后，中共纳溪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加强对党员的气节教育，并对党组织进行了整顿，将外地调来护国小学教书的地下党员王新民、邱逸生调走，撤销护国区委，另组合面中心支部。“皖南事变”后，由于江安县委书记江文远被捕，大渡区委暴露，党员全部撤离。黎文炜在江安“省中”传阅“皖南事变”真相材料被拘留传讯，被迫转移。合面发生特务逮捕朱子选未遂事件。1942年8月，廖林生派人到纳溪合面通知朱子选、欧志修、石健维等党员立即转移，自谋职业，长期隐蔽。至此，纳溪党组织所属党员一律用单线联系，停止组织形式。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1939年9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派川南师范学校毕业生孔祥钦回合江清理党组织。孔回合江后，经同学陈相如介绍到新民小学任教。孔以教书作掩护，按中心县委交待的党员关系，先后与四川省银行合江办事处的刘光星，十五补训处的江雪平，战地服务团的邓毅，中小学教书的肖德华、兰奎等人取得联系，又吸收了陈相如等一批新党员。是月，经中心县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合江县特支。特支书记孔祥钦，组织委员刘光星，宣传委员陈相如。11月，为了宣传我党抗日方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战、真内战的阴谋，中心县委派彭维汉到合江帮助中共合江特支培训党员。特支在合江县城上街大坝子陈家院陈相如家里举办了党员培训班，除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党员思想觉悟和抗日政策水平外，还重点选学了《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党史》部分内容。1940年8月16日，日机轰炸合江县城后，特支组织党员和学生在街头和农村进行了抗日宣传。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合江、赤水两地形势紧张。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为了加强上年底成立的赤合临时县委的工作，派王开志等人前去协助。2月，为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雷雨田、王开志、沈际昌等地下党员在赤水、合江两地大量散发“皖南事变”真相传单。3月底，泸县中心县委调单文光去江安清理组织，雷雨田接任赤合临时县委书记。4月，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邓明转移重庆途经合江，向合江党组织传达了中央对白区工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并决定让雷雨田等和他一道去重庆。5月，王开志、李映昭等也撤离合江到贵州王开志家隐蔽。6月，赤水特支遭受破坏，沈际昌等被捕自首，王开志、李映昭转移重庆，徐超平隐蔽到云南昭通。7月，赤水特支书记傅方权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后，国民党合江县特委会逮捕五通地下党支部书记陈念生，查封黄氏小学，取缔五通“抗敌后援会”。合江党组织与中心县委失去联系，无法开展活动，转入长期隐蔽。
1941年初，叙永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叙、蔺、宋三县特区委，书记陈华洛。同年2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陈野苹（化名田稼子）去川东特委汇报工作后，将“皖南事变”真相传单由重庆带回泸县翻印，随后在蓝田坝找了部人力车，把一捆传单放在坐垫下送到叙永，转交叙永党组织。为了及时、稳妥将传单散发出去，特区委书记陈华洛与委员刘光星研究：一、采用大小不等、好坏不一的各种信封，仿各种字体，用墨笔和钢笔蘸浓淡不同的墨水、墨汁以歪斜倒正难以查辩的笔迹发出；二、投邮地点不在本城，选择川、黔交界的赤水河镇，以迷惑敌人。同时还事先拟好收信单位人名单，准备好邮票、浆糊，然后由刘光星把投邮任务交给他所领导的店员支部党员王彦熙、梁鸣皋二人。王、梁二人经过两天巧妙机智的工作，顺利完成任务回叙永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传单很快散发到叙永县党、政、军、警、工、商、学等机关团体及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共青团书记、商会会长、银行经理、盐运督察专员、中学校长、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手中。传单在叙永引起很大震动，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国民党叙永当局十分恐慌，加强军警戒备，清查传单来源。
1939年10月，熊绍阳调泸县二十三兵工厂任支部书记，邓成均继任中共古蔺县委书记。邓成均先后在镇龙山、南城小学、广陈沟等地举办党员训练班，主讲《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等专题，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1940年2月，中共泸县中心县委书记陈野苹到古蔺巡视工作，指示古蔺县委“整顿组织，巩固组织”，对党员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对政治上不坚定、不可靠、不成熟（年纪小）的党员要割断联系。县委根据上级指示进行了调整分工，邓成均仍然任县委书记，何显宗负责组织部，黄玉清负责宣传部，刘觉负责青年妇女部，邱逸生任秘书。终止与杨柳、付家两个支部的组织关系，割断与孙光禄、戴崇光等人的关系。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邓成均转移彭水，邱逸生代理县委书记。2月，中共叙、蔺、宋三县特区联络员刘维实送来“皖南事变”真相传单，由邱逸生、何显宗、黄铁材三同志负责散发，用投邮的方式发出。传单散发后，在古蔺城乡反响很大。古蔺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多方追查。黄铁材转移去贵州土城隐蔽。5月，刘维实再次到古蔺，通报江启明被捕事件，传达上级白区工作“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中共古蔺县委决定将地下党员黄仲篪转移泸州，李家齐转移古宋。8月，廖林生到古蔺后，进一步贯彻十六字方针，先后向叙永、贵州、彭水、重庆等地转移了几批党员，只留下七十多名隐蔽较好的党员待机开展工作。
二、贯彻“三勤”、“三化”原则与搞好统战工作
1942年，廖林生在叙蔺宋三县党组织中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的原则，要求每个党员都要学会一种独立谋生的技能，结交十个朋友，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以社会职业作掩护，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0月，地下党员石启良从纳溪转移古蔺，以“阴阳”职业作掩护负责古蔺党的领导工作。他在贯彻“三勤”方针的同时，对全县党员进行清理，采用单线联系，割断横向关系；开展革命气节教育，提出四句口号：“抵抗绑票，打死不认，整死不叛，回家报实”。
1943年7月初，地下党员欧志仁来泸县与隐蔽城区的一些党员联系。6日晚，他在大一旅馆被军统泸县稽查处逮捕。特务从欧志仁口中抠出一张不及咽下的联络名单，迅即将泸县、叙永、赤水等地十多名地下党员抓捕。正待恢复的泸县城区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基本停止，仅二十三兵工厂特支及城区几名党员幸存。由于欧志仁的被捕，廖林生与中共川东特委失去联系，从叙永转移合江，通过关系在合江县防空监视所任防空情报员，以此公开身份作掩护在长江、赤水河、永宁河一带继续领导川南各县党的工作。
1943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于江震派余时亮来泸县，并将南方局掌握的一些党员关系交给余时亮，还指示余时亮要积极利用社会关系，找好职业，站稳脚跟，以利开展工作。余时亮来泸以后，先后与树风中学的刘国瑞、袁彬，长宁的余文涵，南溪的陈子轩等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分头开展工作，恢复组织，发展党员。1944年春余文涵在长宁主编《长宁周报》，并和他人合办了“长宁县公教人员消费合作社”，附设石印铺，作开展“勤交友”的联系点。1944年秋，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刘国瑞、袁彬夫妇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创办“泸南中学”，并在教师、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了党小组。“泸南中学”的创办，为党在川南一带开展活动提供了可靠的隐蔽基地，川东特委和川南工委的负责人肖泽宽、廖林生、余时亮、李培根等都先后在此隐蔽或以教书为掩护领导党的工作。
中共纳溪地下党组织在贯彻南方局“三勤”、“三化”方针中，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地下党组织团结国民党党政内部对国民党政治腐败不满的进步人士和一些民主人士，对他们抗日爱国的行为予以协助和支持，与之建立了较深的关系。如护国镇镇长杨晋阶，叙永县督学夏中正，合面乡长朱曦门、乡队副李希龄等对共产党主张表示拥护的人，关键时候就发挥了作用。护国镇地下党员古正才转移叙永，被特务怀疑欲加逮捕，督学夏中正得知后与特务据理力争，使其脱险。合面乡一些地下党员暴露了身份后，均得到统战人士掩护，不但未受损失，而且未停止活动。地下党员张跃龙在合面乡下以教私塾为掩护，不但办了小型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培养发展党员，还在艰苦的条件下认真教好学生。该地小学校长吴杰章都把孩子送到张跃龙处读书而不去上小学。张还利用假日等空闲时间，帮助群众写字约、写状纸，主持公道、申张正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地下党员欧志修、李毓江等利用教书身份，团结进步教师和乡政权中的进步人士，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宜传活动，还组织学生参加破除迷信、禁烟禁毒等社会活动。地下党员杨祚泽等团结进步人士，组织青年学会，创办刊物，同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合面的地下党员还利用青锋球队等组织培养青年，为迎接新形势作好思想组织准备。
中共叙、蔺、宋三县特区委在贯彻“三勤”“三化”中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1942年春，特区委根据地下党员万仁慕已在贵州大定羊场坝国民党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站住脚跟的条件，从毕节汽车驾驶人员训练班将王新民、吴难易等党员转移去羊场坝，建立了羊场坝党小组，由万仁慕任小组长。1942年底，特区委机关转移叙永东城宝珠街，组织部分党员和赤色外围群众开办商店，搞木船、马车运输，开设煤厂等。1943年秋后，特区委机关转到赤水，并以古蔺太平渡为经营基地，运柴运米到合江、江津、重庆销售。地下党员周均、柳淮清、邓应棋、韩紫剑等都成了“有派头的商人”。特区委还根据延安整风精神进行学习，开展党性、党风教育。
合江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统战工作中也卓有成效。1941年真龙从先市镇划出，新店从尧坝划出，分别成立真龙、新店乡，地下党员赵超凡通过做第一任乡长贾子昭的统战工作，打入真龙乡公所任文教干事，管理学校教职员，把范辉廷转给的“皖南事变”传单在学校师生中散发。刘明后、赵超凡等地下党员还积极在新店场上组织“青年职业互助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并对尧坝、新店、真龙乡乡长何朗斋、王镜澄、贾子昭、丁慎微、王汉伯等人做工作，选王镜澄任“青年职业互助社”名誉社长。国民党合江县政府、县党部认为刘、赵有“异常活动”，几次派人密探，在王镜澄等掩护下未得结果。刘、赵二人还揭露乡长贾子昭与胞弟贾子棠（乡队副）勾结，出卖壮丁后拉丁顶替，从中贪污受贿的行为，使贾不能立足，把乡长职务丢开就走。县政府没有办法，叫赵超凡代理乡长。赵代理乡长后，因贾子昭两弟兄有贪污受贿，壮丁、派款压力很大，完不成任务，县长庹贡庭借故赵超凡有共产党嫌疑，逮捕赵超凡入狱。一个多月后，趑经过统战人士出面担保，得以出狱。
在抗战时期，中共泸州各级地下党组织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针锋相对的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斗争，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直到抗战取得胜利，迎来中国革命的新阶段。
全文阅读PDF》》中共泸州历史（第一卷）第五章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泸州党组织开展的
革命斗争及参加接管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