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泸州历史（第一卷）

第一章  地方党团支部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风潮

第二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泸州地下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

第三章  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

第四章 中央红军长征过古、叙与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队

 第五章  抗日战争时期泸州党组织进行的革命活动

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泸州党组织开展的

革命斗争及参加接管政权

（本网有删节,全文阅读请看PDF文档》》第六章 解放战争时期泸州党组织开展的革命斗争及参加接管政权）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历史发展的趋势向着人民解放战争进行。特别是当历史进入公元1949年的时候，全中国局势已经明朗，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面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候正在到来。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随即分兵进军西南。蒋介石企图以四川作为最后挣扎的基地，由上到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在中共川东特委和川南一工委领导下的泸州地区泸县、纳溪、合江、古蔺、叙永等县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指示，积极行动起来，一面加强自身建设，一面扩大统一战线，在敌人内部策反，发动群众开展护城护厂斗争，粉碎敌人破坏阴谋，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泸州，建立了人民政权。

第一节  中共泸州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

    一、组织建设

    抗日战争结束，人民解放战争的开始，赋予了中共泸州地下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以迎接解放到来的艰巨任务。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荣昌县党组织与叙、蔺、宋地下党负责人廖林生接上关系。随后，南方局把其掌握的泸县、南溪、江安、长宁等地的党员关系交给廖林生，指示廖林生在川南建立南方局领导的中共川南地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川、滇、黔边区的革命斗争。1946年1月，中共川南工委在贵州赤水正式成立，工委书记廖林生，副书记余时亮。川南工委所属地区划分为三大块：赤水、习水、合江、彭水、金堂等地由廖林生负责；泸县、纳溪、江安、叙永、黔西、大方、金沙等地由石健维负责。同月，根据南方局指示，川南工委抽调石健维、何显宗、韩紫剑、黄铁材、王新民等党员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为期两月的整风学习。学习回来后，他们分赴各县向党员传达“七大”精神和中央重要指示，号召全体党员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6月，中共川南工委机关由赤水迁到泸县。1947年10月，廖林生奉命去重庆同许建业取得联系，至此，川南工委划归川东临工委领导。在川东临工委的指示下，川南工委以赤水大群乡为活动重点，开展武装斗争，工委机关也迁到赤水大群乡。11月，川东临工委决定调整川南工委领导成员，原工委副书记余时亮调重庆工作，其职务由李培根继任。同月，中共川康特委所属的川南工委在泸县小市成立，书记王宇光，副书记钱寿昌。1948年4月，川南工委机关在赤水大群乡突然遭到敌人搜查，黄铁材被捕，廖林生等人被通缉，工委机关被迫离开赤水，转移荣昌。1948年6月，川东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临工委决定把荣昌、隆昌、永川、江津等地党组织划归川南工委领导。川南工委将所属区域划分为四个片区，由工委委员分工负责。为避兔敌人破坏，各片区党组织不称地名，一律改称为“大区”。10月，中共川东临工委将川南工委改为川南一工委，书记廖林生。1949年7月，在川南一工委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江津、荣昌、江安、古蔺、泸县五个中心县委。中共古蔺县、合江县、叙永县党组织等属古蔺中心县委下辖；中共纳溪县委属江安中心县委下辖，中共泸县临工委属泸县中心县委下辖。

    1949年8月以后，中共泸县临工委下设城区、南岸（蓝田坝）、北岸（小市）三个特支。1949年夏，由中共川康特委领导的马岚、周隆渊到泸县成立王新党组，主要在二十三兵工厂和学校发展党团员。解放时，泸县有中共地下党员105人。

    1949年2月以后，中共纳溪独立区工委建立了三个区委、三个直属总支、五个直属支部。1949年7月，李培根在纳溪黄桷湾召开会议，将纳溪独立区、庆南长边区、江安等地党组织合并，成立三人领导小组，书记黎有章。8月，李培根再次在纳溪合面召开会议，将原三人领导小组改建为江长中心县委，书记许敬先，下辖长宁、纳溪两个县委。纳溪县委书记黎文炜。在纳溪活动的还有川南一工委直属的泸县、江安、合江党组织领导的工委、特支和支部。纳溪县解放时有中共地下党员400人。

    合江县是中共川南一工委、川南二工委和重庆党组织交叉发展的地区，但作用最大的是川南一工委。1948年10月，中共川南工委已在合江建立了两个中心区委，五个分区委，有十七个特支，二十三个支部。1949年10月，正式成立中共合江临时县委。合江县解放时共有中共地下党员1100人。

    1947年春，中共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先后派刘维实、田文西、张跃龙回叙永发展党组织。7月，成立水尾支部。这一时期，叙永县党组织有：三门中心区委，下属4个支部；另有水尾、敦梓、大石、官斗、后山，城区板车行等6个独立支部，党员169人。叙永党组织1949年7月以前属中共川南工委第三产片工委领导。1949年5月以后，中共叙永地下党组织分三片接受上级领导，共有两个区委、五个总支、十三个支部、两个小组，到解放时有中共地下党员300人。

    1949年1月以后，中共古蔺地下党组织右六个区委，十三个总支，五个特支，一百零六个支部及九个小组，包括1949年前后在苗族地区建立的有党员50多人的三个民族支部。古蔺到解放时共有中共地下党员2168人。

    泸州在临近解放时共有中共地下党员4073人。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泸州以十五个区委、二十一个总支、二十五个特支、一百四十七个支部及无数党小组的阵容，显示了在国民党“固守四川、确保西南”、“与共产党血战到底”的叫嚣声中，与之针锋相对的强大组织力量。这是泸州地下党组织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政权的根本基础。

    1949年春节前夕，中共川东特委召集川南一、二工委负责人在江津刁家场开会，会议由特委书记肖泽宽主持。会议传达了上海局钱瑛指示：全国解放在望，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重点必须由农村转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城市、工厂、学校，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会议还听取了各地的工作汇报，总结了各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川东特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决定不在川南、涪南两地区搞武装起义，但在叙永、古蔺和川、滇、黔边区可搞小型武工队；加强城市工人、学生工作，注意纠正个别地方突击发展大批党员的不妥当做法。2月，中共川南一、二工委根据川东特委江津刁家场会议精神，向各地发出指示：停止大量发展党员，对已发展的党员进行整顿、清理；不搞武装暴动，隐蔽骨干，保存力量。泸州的地下党组织着重进行了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建设。

    二、思想建设

    1949年2月以后，根据中共川南一工委的指示，泸州的地下党组织对新党员进行了整顿、清理，对全体党员和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形势教育，使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对敌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

    1949年夏，中共泸县临工委和泸县王新党组先后将《新民主主义论》等学习材料传达到党员手中，增强党员对前途的信心；(略)

    1949年初，纳溪县立中学曾建立党支部，后来大部分同志撤离学校。(略)。

中共古蔺中心县委为迎接解放军到来，决定集中精力办好党员骨干训练班，培训一次多则十余人，少则三、五人。培训班从抗战时期开始先后举办了十四期，培训党员骨干近百人。(略)

合江和叙永地下党组织也进行了学习和整顿。

泸州地下党组织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为创造新的局面提供了保证。

第二节  中共泸州地下党组绥领导的武装斗争

    1949年初，中共川东特委在江津刁家场会议中，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钱瑛“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的指示，结合川东和川南的实际情况，决定不在川南和涪南地区搞武装起义，但在川、滇、黔边区可搞小型武工队。尽管不搞武装起义，但各地地下党组织武装力量的存在仍然对威慑敌人、保护群众和配合解放、接管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秋，川南工委派黎有章到纳溪传达“放手发动群众，抗丁抗粮，在斗争中发展党员，准备武装斗争”的指示。纳溪党组织以合面铺为中心，组织群众抗丁抗粮，并利用原“打山队”作武装暴动基本力量。10月，川南工委以赤水大群乡为活动重点，开展武装斗争。工委机关也迁到赤水大群乡，并将该乡建为两面政权，乡保武装基本控制在党组织手中；在此之前，经过地下党员邱逸生、黄铁材的工作，将周潮声（曾任乡民代表主席，后任乡长）重新吸收入党，再通过周的关系，廖林生出任大群乡乡队副，石启良任乡文书，并从古蔺广陈沟抽调赤色群众黄思国、黄思培、王占成等多人担任乡丁。黄铁材、邱逸生、刘平、熊绍阳等地下党员也在大群乡附近以教书为掩护配合工作。为了筹集这支地下党发展的乡保武装的活动经费，党组织让一些人去做生意，把重庆买来的杂货通过赤水河运往古蔺销售，又从古蔺各地收购粮食、土产、鸦片烟运到太平渡，再往下运出去卖，还派一个班的乡保武装到穿风坳以保护商旅不遭土匪抢劫为名收保商税。

    1948年2月，川南工委派邱逸生到合江龙洞场，建立由龙洞场经纳溪大旺再到泸县蓝田的转运武器秘密通道。5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加强农村工作，组织武装斗争以配合解放战争的指示，中共川南工委在合江大井召开扩大会议，到会人员有各片区负责人十余人。会议着重讨论了充分发动祥众，大量发展党员，加强统战工作，准备武装起义等问题，响亮地提出了“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抗丁、抗粮、抗税、抗债，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6月，廖林生等去铜梁和川东临工委委员肖泽宽碰头，肖泽宽传达了川东临工委指示：迅速在川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以配合华蓥山地区的武装起义。9月下旬，廖林生在纳溪合面与7月成立的纳溪独立区三人领导小组碰头，讨论开展武装斗争的具体措施，号召党员通过变卖财产，借款、捐款等办法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同时，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控制乡保武装。

    1947年6月，中共川南工委根据上级的部署，决定把武装斗争的基地建在叙永的敦梓、大石母、三门桥和贵州的宝元一带，这里是川黔两省的叙、蔺、合、赤四县交接处，丛山峻岭纵横数百里，地形险要，人烟稀少，是著名的“官山老林”地区，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廖林生还与其他同志共同制定了从荣昌经诗龙铺、罗汉场、太安场到牛背石的武器运输交通线，由中共荣昌县委负责人何君辉在龙水镇购买枪支弹药，通过这条线把武器运进官山老林游击区。廖林生还将在荣昌甘家拱桥开辟工作的张跃龙派回老林地区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准备，并与当地党组织共同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书记田文西，组委刘维实，宣委张跃龙），组建了“壮年同志会”和“永合社”两个外围群众组织，分别发展了会员社员一百多人和二百多人，并控制了乡保武装和乡政权。为了扫除障碍，党组织决定严惩宝元乡乡长、中统特务、地霸王龙襄。经过细致的准备工作，1948年1月打响了奇袭“福槐池”（王的住处）的战斗。先是指派强会三、周国中带着四名强悍山民，放火烧掉王龙襄卫队长王健的房子，调走其主力，然后将参加夜袭的三十多名武工队员编成三个突击小组，前卫、后卫各十名队员分别监视王家祠堂保家卫队和庄院，中路十多名队员配短枪、马刀、匕首冲进地主庄院，直扑王龙襄卧室，将其从床上抓起，嘴里塞布，反捆双手，摸黑押走。队伍行至望龙口，忽闻枪声，敌人援兵逼进，王又故意耍赖不走，趴员们当机立断，就地处决了这一地霸。1948年底，川南工委以原武工队，在东区复陶组建了第十一武工队；在古蔺印盒、大村、东新、皇华、麻柳、龙山、玉田、广陈沟等地都建立了地下党领导的武工队。各地武工队有人枪一千五百多，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武工队踏遍老林地区山山水水，深入发动群众，广交朋友，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不断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和恐慌。1948年12月22日，由叙、蔺、合、赤四县国民党地方武装出动八个保警中队对武工队进行围剿。正住在敦梓场的工委负责人廖林生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武工队集中在野毛孔待命，经与武工队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保存实力、化整为零，迅速钻出敌人包围圈。张跃龙、张敬之带领部分队员去纳溪合面铺，石健维和刘明去江津、永川，葛万选去古蔺东区，廖林生、张汉儒去水尾刘维石家。队员们有的就地安置，有的去古蔺柏坪张邦其处。通过有计划的撤离，使敌人扑了空。

    川南武工队在1949年的活动以保护自己、配合解放为主要目的。纳溪中心场地下党员杨元俊在叙蓬溪被特务分子古兴顺扭到乡公所，指控为共产党员，要送纳溪特务机关。陈伯纯向护国、洞溪党组织下达营救任务。中共护国区委派出刘天泽、徐英鹏做副乡长董聘贤工作后，董以无证据为由拒绝收押杨元俊。地下党员石利民乘机率领20多个武装队员和几十个群众拥进乡公所，高喊“古兴顺乱抓人无理”，将杨抢走。纳溪独立区工委还以武装保护了从川东华蓥山和庆南长边委转移来的干部。

    1949年6月，针对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共合江大井中心区委书记刘维实召集陈晰如、李光棠、雷孔生、冯剑魂、邹正才等人开会，决定集结三百余条枪和五百多人，攻打郭洁予的“七县联防剿共指挥部”，但在即将行动前走漏了消息，郭洁予率领特务、军警和乡丁二百多人先下了手。敌人先后杀害了共产党员冯天培和何定信，逮捕了共产党员金奚生等人。敌人还利用叛徒以威胁利诱的手段，逼迫被指控为共产党员的人去剿共指挥部登记自首，妄想把共产党员一网打尽。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大井中心区委迅速组织党员隐蔽转移，并令党员李家栋和雷厉在双石坝办学校作掩护，还调李家栋、雷键候、李凯江等十五人组成游击小分队，寻机惩罚四处乱窜的特务，保卫党的组织，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临近解放前夕，这支游击小分队在五通场逮捕了特务雷吉亨，教训了特务乡长黄羲文，最后与解放军配合，使四处逃窜的郭洁予和他的特务队员一齐落网。

解放前夕，古蔺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收缴了大量敌乡保、军警武装，各区乡武工队拥有长短枪一千多支和武工队员一千五百多人。1949年11月，国民党何少舟兵团三二七师七百余人逃到古蔺付家场，古蔺地下党以武装作后盾，派余仕靖等五人前往和谈，争取了这七百余人缴械资遣回家；石屏武工队也争取了三二七师七十多人弃暗投明。古蔺地下党莸取了大量枪支弹药，加强了自己的实力。

第三节  泸州地区爱国师生和人民群众

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的运动

    一、泸县、纳溪、合江、古蔺、叙永爱国师生的民主运动

    1、泸县：

    1947年12月，在国统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影响下，泸县中学学生上百多人到县政府请愿，发出反饥饿、争温饱的呼吁，同地方当局发生冲突。1948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许公可在泸县师范发展了郑尚金、彭纯远等七人为党员，向他们布置了“发展组织，准备武装，迎接解放”的任务。1949年春，党组织在泸县师范发动了一次反内战、反饥饿的罢课斗争。当时货币贬值，教师们每月的薪水不够当月伙食，而且不能按月发薪。教师们无法生活下去，举行罢教。学生们支持教师的行动，也罢了课，并派代表郑尚金到泸职中、川南师范两个公费学校联系。几个学校都派代表到县政府请愿，要求给教师们按月发薪和增加薪水，使教师们能维持起码生活水平。这场斗争坚持了半个多月，最后以县政府同意给教师们发米贴代替薪水结束。1949年夏天，泸县师范高六班的同学们毕业了，大部份分配到乡下教书。同学们根据党组织给他们布置的任务，利用教师身份，向群众宣传形势，动员群众迎接解放。署假，彭纯远等人还从县城将《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筹学习材料带到在乡下隐蔽的地下党员手中。

    1949年4月，在地下党组织和全国革命形势影响下，泸县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举行罢课，向校方提出了开除训育主任、改善伙食、废除体罚、言论自由、取消军训等十二条意见，并得到了教师们的支持。罢课坚持了十天，终于取得胜利。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青社”也将高工校一批进步青年吸收为成员。5月，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滥发金元券，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跃，泸县中学的教师们联合了女中、职中、幼师等校成立“县立四校罢教委员会”，要求增加教师的工资，教师们推选了十六位代表到专员公署、参议会、县政府请愿并且通过报纸向社会呼吁。罢教索薪斗争坚持了一个月，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迫使县政府答应为教师增加薪金。

    1949年10月“王新党组”传达“保护城市、迎接解放”的指示后，“新青社”在高工校的成员立即发动师生组成了五十多人的护校队，阻止了国民党散兵游勇对学校的扰乱破坏。从1948年到1949年泸县解放，泸南中学一直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庇护所，在泸南中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员多时达十一人。

    2、合江、纳溪

    1948年春，中共南涪工委派陈昕如、冯昌惠来合江，分任合江女中教导主任，在青年学生中秘密开展党的活动。8月，中共南涪工委派津綦边区特支副书记胡晓风等人来合江开辟工作，并通过南涪工委与川南工委的联系，胡晓风通过关系到合江师范校任教。11月，党组织了解到合江女中教师张镜清是托派，对党开展活动不利，胡晓风指导陈昕如、冯昌惠等于11月12日在该校发动和领导学生向学校当局提出“校方有贪污，要求改善学生生活；有的教师作风败坏，不足以为人师表”，要求从重处理。同时发动学生罢课，集结学生到县府请愿。罢课的第三天，学校请来县长和县教育科长，召集学生训话，当场宣布开除学生两名，企图以此镇压学潮。学生更加愤慨，继续坚持罢课。通过一周的罢课，迫使校方解聘了一名教师，取得了斗争胜利。女中学潮的发生，引起官方对学校的注意，党组织决定将陈昕如、冯昌惠立即转移去九支的大井、五通一带。

    解放前夕，国民党的统治日暮途穷，经济上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日趋贫困，纳溪中学全体师生生活也极为艰苦，为了使学生伙食不受货币贬值影响，校方必须按学生缴费时粮价计算货币，同时要及时向粮商购进粮食。三青团干事长刘德明一向散播反动思想，这时为报复校方不聘其弟为事务主任，勾结粮商，陡然把粮价提高20%左右，想迫使学校答应其要求。纳中地下党组织派人了解市场行情，发现部分平时受到刘德明一伙排挤的小粮商对刘极为不满，愿意让学校先付款再根据需要陆续取用，遂请学校与其达成协议，刘德明等一伙人得不降低粮价，放弃无理要求。纳中师生在党组织领导下取得了这场经济斗争的胜利。

    3.古蔺、叙永

    1948年秋，中共古蔺地下党县城党员陈德昌依靠积极分子肖世礼、陈昭忠串连城关五所小学师生涌上街头边游行边呼口号：“老师们饿了，贪官们肥了！”“老师要吃饭，我们要读书！”罢课三天后，县政府答应了师生们所提条件。1948年10月，在地下党古蔺县中区区委书记肖世礼领导下，城关五校联合发起了第二次“反饥饿”斗争。肖世礼亲自出面约集南城小学邵子谦、女校罗儒君，中城小学黄太德等学校负责人制定行动计划，开展罢课斗争。拟定斗争条件为：一、必须按时发放教师薪金；二、对教师进行生活补贴。县政府怕事态扩大，罢课当天就派朱毅昭答应全部条件，并将上下街“煤炭称”、“斗行”收入划归学校，补贴教师生活。这场“反饥饿”斗争取得了胜利。1949年4月，在中共古蔺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以西城小学为中心掀起了罢课、罢教、争薪水运动。一千多学生冲进县政府，夺了门岗的枪，吓跑了县长。经过谈判，县政府答应了师生们的要求。

     叙永。1945年9月，叙蓬溪的杨祚泽与进步教师刘振美、陈鼎、夏中尧等人组成“护国青年学会”，与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进行斗争。杨祚泽和刘振美主笔的进步刊物《护国青年》，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和劳动人民受到的剥削压迫，在地方上影响很大。11月，叙永一中师生在抗战胜利的情绪鼓舞下，由刘振美协助导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孔雀胆》，轰动全城，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刘振美在友人的掩护下秘密离开叙永。1949年9月，有二十余名教师参加的“新解社”叙永分社，作为进步群众组织，积极发动进步教师和群众作好迎接解放的工作，搜集敌方情报提供给地下党组织。

    二、纳溪的反高利贷斗争

    1946年初，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大量发行钞票，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金融混乱不堪，市场上出现了高利贷款现象。地方上的党棍、特务、土豪绅劣之流，见有利可图，利用各种名目组织高利货和诈骗投机集团，趁机对老百姓进行搜刮压迫。一时之间，纳溪各场各镇，各种高利盘剥组织纷纷出笼，如“青年储蓄社”等，打着不同招牌进行高利贷款剥削；滥发“流通券”、“兑换票’；大量骗取普通群众存款，大量挪用资金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等。对于这种高利贷，真正的商人一般不敢乱贷，倒是赌棍吸毒者经常贷，造成各种社会恶果：满街赌徒云集，烟馆林立；盗窃成风，娼妓流行；家庭破产，沿街乞讨流浪者数不胜数。社会秩序紊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中共纳溪地下党组织决定揭露和抵制这一罪恶行径，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合面、中兴等地开始了反高利贷的斗争。

    中共地下党员韩紫剑在中兴场韩埂子韩雨村家开会，与会者有党员韩大书、韩毓贤和红色群众十余人。研究决定了如下措施：

    1、暗中串连各乡镇知情者揭露高利贷的欺骗性，组织群众共同对抗其阴谋；

    2、(略)。

    3、(略)。

    4、(略)。

    自从地下党员在暗中进行组织活动后，各储蓄社业务更忙起来了。贷款的人以各种正当理由如买耕牛、农具、做买卖等要求贷款。张三到甲社贷款由李四担保，李四则向乙社贷款由张三担保，如此循环连保，不长的时间，各家储蓄社存金被贷一空，到期当还款者，有的连场都不赶了，有的问到亦是东支西吾，日拖月缓。高利贷者发觉现款贷出后收不回来，便企图利用地方势力追回贷款。如中兴场的杨玉章，通过乡保势力和封建社会关系（袍哥）及封建把头（乡调解会）等，联合起来向负债者“吃茶评理，以借债必须还贷”、“借钱付利天经地义”、“国家银行贷款应保本保息”等为理由，争取放债的合理性和收债的合法权，进行逼债。债务方组织负债者代表团，推选贫苦知识分子韩雨村等人为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说理争辩，以“借债固然该还，但高利非法不能接受”及“私人开设银行，必须经过国民党政府金融机关批准，才能有效”的法规为由指出高利贷违法，有理有据，使逼债者无言以对。杨玉章不服，一方面向纳溪县府控告负债人韩俊德借债骗帐，一面纠集一帮人到韩俊德家强行拉猪收铺笼帐被抵债。负债众人支持韩俊德带着全家到纳溪县司法处申诉，强调生活无着，只有坐牢吃囚粮。两天后，司法官姚育仁让韩俊德回家，同时判决杨玉章如数退还强收韩俊德抵债的东西。

这场官司之所以打赢，还得到在重庆读大学的地下党员张述尧和许敬先的支持。张许二人得知家乡抗高利贷斗争情况后，趋国民党南京“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的时机，把纳溪高利盘剥的情况整理成控告材料，递送国民党政府各部委、院和四川省政府，以及全国各大报纸。重庆《新华日报》于1946年11月专题摘要发表。国民党政府在“国大”召开之际，为了伪装民主、粉饰太平，只得将控告材料转到四川省政府，要其查究。纳溪县政府在省政府的催促下，加上民意难违，只得让司法处判杨玉章败诉。事后不久，纳溪县政府出具布告，将各地高利盘剥组织一律查封。

这次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方上土豪劣绅为非作歹的行为，扩大了地下党组织在农村的影响，为以后开展“四抗”斗争积累了经验；党员和群众受到了斗争的锻炼，增加了利用一定策略、方法坚持斗争到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三、古蔺二郎滩背盐工人的“反饥饿”斗争

    1949年6月，古蔺持续天旱，水田龟裂，眼看粮食无收。恰在这时，二郎滩盐业资本家关仓停运，使数千名靠背过山盐谋生的劳工被断绝了生路。一天晚上，二郎滩地下党支部在四湾召开了支部会议。会议由支书黄昌黎主持，支委胡才元、邓承章等参加。大家一致认为，群众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共产党人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必须因势利导开展斗争。次日中午在黄桷树下，召开了党员和群众积极分子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全体人员和群众经过讨论，一致拥护发动群众去闹盐号，并成立了“反饥饿”指挥部，指挥长黄昌黎，副指挥长胡才元，指挥员邓承章、罗成才。大家还细致研究了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当晚行动开始，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工到各地发动群众，群众踊跃签名盖章。

    第二天早晨，一群群男女老幼，背着盐巴背篼往号上涌去。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夹在人群当中做组织工作。沉静半月的二郎滩一下沸腾起来了。所谓“劳工工会主席”、乡长陈廷楷的父亲陈谦六和国民党区党部书记黄雨生，这两个平时威风八面的人，当天不但闭了大门，连小门、窗子都通通关上了。号上挤满了人，天井内、屋内、巷道内站不完，就拥在门外，塞断街道。人们闹得很凶，有的打厨房，有的打门窗户壁，有的楼上楼下找经理，房子都要震垮了。盐号派出一个普通职员解释原因，人们不理睬，来了几十个盐防军见人多也无可奈何，不敢开枪。

    事态发展下去要砸盐仓了，盐号经理才瑟瑟缩缩走了出来，在大家的质问下哭丧着脸，窘态难堪。陈廷楷乡长挤进来劝大家回去，人们不听他那一套，围着乡长质问。乡长在群情鼎沸的情况下，只得保证至迟后天发运盐巴。斗争取得初步胜利后，指挥部下达了暂时收兵的命令，人群才放出乡长，慢慢散开。为了防止乡长施脱身之计，当晚，二郎滩群众通过捎信串连，通知雷家沟、柏杨坝、酸草坳、小瓮坪、两河口、沙井、马桑坪等地的运工都来参加。次日早饭后又集中在号上大闹一通。号上无法，确认乡长的保证有效，次日即发运盐巴。

    第二天，盐巴果然发运了，但盐号上未提运价，并采取报复措施，对两天来闹得最凶的向进全等六、七人拒绝发运。党支部采取对应措施，由第二线的积极分子出面，扬言如果问题不解决，全体罢运，已发出的也不运交，留作生活费用再说。号上害怕经济损失，由经理出面表态，要立即清查报复部份运工的问题，提高运价的要求已上报自流井总站解决。说完以后，他假惺惺地将过磅员找来批评一通，令其对向进全等人照发盐巴。大约过了十来天，运价提高了，这场“反饥饿”斗争才算取得了彻底胜利。

    盐号资本家并不甘心，暗里“呈报”自流井及贵阳盐务总站：“二郎异党发动千余劳工轰闹我站，请速函有关机关处理，免贻祸端……”自流井立即通报各站：“二郎异党猖獗，希各地警惕，并随时将情况上报我站。”云云。但“共党”太多，终究莫奈其何，不了了之。

    四、泸县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争大米工资的罢工斗争

    1947年9月，国统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泸县小市王爷庙码头工人在封建把头和资本家残酷压迫剥削下，每天拼命劳动所得工资金元券，只能买三、四合米（每合四两五），维持不了最低生活，挣扎在饥饿线上。在中共川南工委负责人廖林生指示下，泸县地下党员王家福领导工人积极分子，发动码头搬运工人一百多名，选出代表沈焕荣、文先明、徐绍清向把头杨英杰、高树荣和资本家焦永忠等交涉，要求发给大米工资，不发钞票以维持最低生活，并提出了计算运费的方案：从船上装卸货物，自河边算起，每一段路（平地一百公尺、坡地五十公尺）搬运谷米给工资一合半米，运大酒坛、石灰等每段路增资半合米。由于多次谈判没有成功，工人们无法生活下去，大家团结起来，进行了连续五天罢工，码头陆续有一百多艘货船停靠，但找不到工人装卸。小市二十多个资本家着了慌，只好和把头同意工人们提出的按照运货路段发给大米的要求，双方达成了协议。这场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为维持起码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1948年，泸县城区、小市镇和蓝田镇共有大小印刷厂三十七家，都是手工操作，共有工人三百七十多名。当时印刷工人都是在月初领取上月的金元券，由于货币贬值、物价天天上涨，工人们工作过度劳累，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解雇，因此生活极苦。泸县印刷业工会主席周遐山（1949年入党，受中共泸县中心县委指导成立“泸县印刷业工人工会”）和六名常委代表工人们多次向资本家袁子常、彭复铜等合理要求发给大米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厂方不再无理解雇工人等，没有得到解决，激起工人怨愤。1949年1月22日（腊月20日）周遐山和六名常委会同各家印刷厂的工人代表张文祥等三十多人在黄舟馆开会议定：1、从今年二月份起泸县印刷业的每名小石印工人除了吃厂方办的伙食外，每月工资定为四至五斗米，排字工人每月七到八斗米，每名学徒工资第一年每月领五升米，第二年领八升米，第三年领一斗米，都是在每月初领上月薪金时发给中等大米工资，今后不再领取钞票工资；2、工人每天劳动时间由过去十二小时减少为八小时，学徒由十六小时减少为十小时；3、厂方不得无理解雇工人。以上要求向资方提出没有得到解决，便发动工人罢工。工人们从二月七日起至十六日（正月初至十五）连续罢工十天，终于迫使

资方袁子常等接受了工人的合理要求，劳资双方达成了协议。泸县三百多印刷工人赢得了领取大米工资、缩短劳动时间和反对资方任意解雇工人的斗争胜利。

    1948年12月以前，泸县兰田第四运输处中共党支部有十名党员，支书刘忠超、宣委汤拥文、组委赖遗祥。1947年秋，由于钞票贬值、物价飞涨，原本工资就低的“四运处”三百多名汽车修理工人和驾驶员挣扎在饥饿线上。工人们的工资分为三个等级，工作时间长的每月工资金元券一万元可买十个新斗米（每斗十五斤），一般的每月八千元，少的每月六千元，职员的工资为工人的两倍多。原规定每月三十日发工资，实际上职员都按期领取，而三百多运输工人的工资在半年时间里都是延期一个月才发给，其原因是“中运处”处长余林不顾工人死活，将这一大批三百多万元钞票拿去放高利贷牟取私利，使工人不能维持养家糊口的最低生活，激起公愤，虽多次要求按期发薪；当局仍置之不理。同年9月12日，三百多名运输工人推选驾驶员刘忠超、汤拥文等四名代表向余林提出合理要求：“今后每月三十日按当天的米价计算，发给每名工人应领的大米工资，不得延期；如不答应这个要求，大家将进行罢工。”余林欺骗工人代表说：“昆明西南运输处没有按期兑来大家的工资，我也无法解决！”刘忠超和汤拥文等当面揭穿他将工人工资拿去放高利贷的真相，使之狼狈不堪，借口请示昆明当局才答复。三百多名运输工人在刘忠超和汤拥文带领下，从9月15日起坚持罢工七天，终于迫使当局与工人们达成协议，接受工人们提出每月按期发给大米工资的合理要求。10月份，“四运处”340名驾驶员和修理工人，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又进行了反对当局解雇工人的斗争。

第四节  如火如荼的“四抗”斗争

    1948年5月，中共川南工委在合江大井召开会议，有廖林生、周平、刘维实、黎有章等十多人参加。这次会议决定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党员，开展“三抓”（抓组织、抓政权、抓武装）“四抗”（抗丁、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泸州地区的党组织根据这一指示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临近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不断瓦解，兵员不足，责令地方政府四处抓丁，闹得鸡犬不宁。1948年春，位于泸县长江上游三十里石棚场的泸县电厂，共有员工一百四十多名，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四处强行征兵。石棚乡公所乡长潘廷均为了拉丁充数，乘机敲诈勒索，违反兵役制关于“电厂员工免征兵”的规定，于2月26日晨四时，指派保长陈利元带领扛着中正式步枪的五名乡丁，突然包围了电厂挑煤工人曾树才的家门口（石棚半边街），要抓他去当壮丁，被其父亲发现，急忙叫醒正在熟睡的曾树才起床，从后门逃跑去电厂躲藏起来。当天上午，潘廷均带领两名荷枪实弹的乡丁来到电厂，气势汹汹找工务长朱治修，说曾树才中了签要当壮丁，叫厂方立即交人，遭到全厂工人的一致反对，当面指出此举违反当局有关规定，如果强行抓丁，警卫班（每人带有中正式步枪一支）和工人们要坚决反抗。潘廷均鉴于乡丁只有十余名，不是一百多电厂工人的对手，不敢抓走曾树才，但借口另买一人顶它去当壮丁，讹诈他在三天内交清四石黄谷（每石450斤），实则私吞。此后厂里没有再发生工人被抓壮丁的事件。中共纳溪独立区工委针对国民党地方政府乱抓丁的情况，开展了“抗丁”斗争。“抗丁”斗争的主要方法是能躲就躲，不能躲就抗。党组织派黎有章去当保长，遇到拉壮丁就拖，派几个保兵虚张声势去抓，抓不到又把不合格的人弄去验。最后干脆说抓不到壮丁，不干了，占着保长的位置躲在家里。地下党员和群众也在暗中相抗。这样，一年没给敌人送一个壮丁。

    从1948年起，中共合江地下党组织先后在10多个乡发动抗丁、抗粮、抗税斗争。(略)

    叙永洞溪乡，由中共洞溪乡党支部控制的乡保政权开展了“四抗”斗争。(略)

    中共古蔺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四抗’，斗争也卓有成效。(略)

泸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四抗”斗争，使敌人在泸州无法征到足够的兵源、粮食和钱款，间接地极大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向西南的进军，加速了地方反动政权的灭亡。

第五节  统一战线工作

    一、争取中上层人士

    解放前夕，中共泸县地下党组织先后派党员刘国瑞、袁彬、王新民、许敬先、王家福、吴纯儒等人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去作县参议长李琴鹤和上层进步人士肖则可、颜心斋的统一工作，教育他们认清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劝说他们利用各自的身分和威望，去影响各界人士，大家共同阻止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军队对县城的破坏阴谋，党组织还利用统战关系，将北城自卫队稳定下来维持城内治安。

     中共纳溪独立区工委在合面地区先后对知名人士黎南勋、李西林、黎泽甫、张光宣、黎质夫等开展统战工作。由于统战工作做得好，合面乡乡长朱西门，副乡长筒承襄多次给党组织通风报信。临解放时，朱西门还拿出二十石谷子给党组织作为活动经费。在纳溪县警察局根据黑名单抓人的时候，地下党员事先得到消息，及时转移，避免了损失。

     1949年，中共合江地下党组织注意团结进步人士共同对敌。“党外布尔什维克”邹华轩一直倾心革命，在敌人疯狂捕杀共产党员的时候，他多次挺身而出营救地下党员，掩护他们脱险并给予经济援助。1949年6月，在中共大井中心区委遭受破坏，雷沟分区组织委员雷孔生被捕时，受过党组织统战工作影响的五通乡副乡长黄权发动乡保甲人员、土乡绅等数十人联名上诉泸县专署，证明雷孔生不是异党分子，营救他出狱，黄权还为党组织提供了合江县府和五县联防办事处的政治、军事情报。1949年秋，中共先市中心区委派范辉廷去做新派知名人士袁禹皋工作，使他把私人手中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交给党组织。

    中共古蔺地下党组织对中上层人士孔阵云、候相如、李铁梁、胡九荣、潘从理、邓辅国、王绍初等人开展工作，使他们利用各自的地位，或保护帮助党组织掌握乡保，或支持“抗粮”斗争，或保护地下党员，为迎接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1949年6月，为了掌握敌人上层动态，城区党员甘均石主动与国民党县党部支部书记付相如接近，利用共同打麻将的机会，从付相如床枕下取得了《异党分子活动动态》资料，掌握了重要情报，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二、抓乡保政权和武装

根据中共川南工委开展“三抓”斗争的指示，泸州的地下党组织一面加强自身建设，一面努力把敌人地方乡保政权和乡保武装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而这又和统战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早在1947年夏秋，中共川南工委在贵州赤水大群乡准备武装斗争时，已基本控制了大群乡政权和乡保武装。1948年10月，中共川南工委领导的川南武工队在叙永成立时，第三分队就控制有乡保武装二百人枪。万四民、曾效中两同志分别打入宝元、敦梓乡公所任秘书。宝元第四保从保长到自卫队班长、队员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敦梓第二、三保都由党支部书记罗鼎臣控制，第五保保长罗增荣是壮年同志会的骨干，八、九、十三保武装都掌握在地下党员手中。叙永洞溪乡党支部属中共护国区委领导，支部书记古正才1947年利用社会关系竞选乡民主席成功，共产党员陈盂才选为乡长，青壮年积极分子赵希贤、古正权、余德刚被选为乡民代表，由护国镇党组织输送来的陈祥伯被选为乡队副，并接收了户籍员刘学义入党，全乡七个保的保长也由党员赵铁凡、赵祯祥和外围群众担任，乡保政权完全控制在党组织手中，党组织还掌握了全乡150多人枪的乡保武装，并从每保挑选五名思想倾向革命的青年共35名组成武工队。

  1948年9月，廖林生在合面铺猫窝召开纳溪独立区三人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时，号召党员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控制乡保武装，(略)。

  1948年，中共泸县地下党领导的分水岭农民运动支部，决定将该乡十六保的一支十多人的保巡队夺到手中。(略)

  1947年，合江县中共真龙乡党组织利用真龙乡老派丁其如和新派袁禹皋携带武装进行炮选之机，派地下党员吴淑均做新派袁禹皋统战工作后，支持刘明后（地下党员）、赵超凡（地下党员）、王汉伯、丁志杰实施炮选。(略)

  中共古蔺县委抓乡保政权的工作开展较早。1946年冬，中共古蔺县委就布置在全县开展合法斗争，利用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口号，控制乡政权。地下党员胡珩、周锐、邓应棋等分别领导了彰德、印合、复陶等乡的选举斗争。(略)

第六节  由迎接解放到接管政权

  一、迎接解放工作局面的展开

  1949年4月以后，泸州地区中共党组织迎接解放的工作加快进行。中共泸县中心县委先后派刘国瑞、袁彬、王新民、许敬先、王家福、吴纯儒等党员去做上层统战工作；中共川康特委所属的王新党组在工厂和学校开展工作。8月，中共泸县临工委明确分工：由王新民负责策反、护城工作；由王家福负责保护二十三兵工厂；由吴纯儒负责联络和配合解放军的工作。泸县临时工委还派徐刚毅、王谋之、王楷等人去做敌模范队和警察中队的策反工作；王新党组也在县警察局内开展策反；中共川西边临工委利用进步人士罗国春作罗国熙起义工作。

  1949年9月，李培根在江安县怡乐镇主持召开中共江安中心县委会议，传达“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部署各项工作。根据上级指示和部署，中共纳溪县委先后派黎有章等人打入敌乡保，抓政权，掩护自己的同志；派黎汝辑、欧志修等人做知名人士统战工作；及时将原准备武装暴动的武装为量转到保护同志、迎接解放、维护治安上来。

  1949年7月，泸县王新党组派马岚到合江，向其所属党员邓开新传达“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指示。中共合江地下党组织先后派范辉廷等人做本县新派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中共大井中心区委派遣十多名党员打入郭洁予联防队进行策反；中共先市中心区委派刘明后、赵超凡做宜宾专署警卫大队王思明的投诚工作，与此同时还积极开展“三抓、四抗”斗争。1949年8月，中共古蔺中心县委在五龙庄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平、何显宗、周锐、余辉等人。会议由周平传达了解放军进军西南的大好形势，布置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制定了保护干部、护厂、护路、护校为中心的行动部署。包括：使已明显暴露身分的党员迅速撤离古蔺；造具敌各类人员名册；保护行政机关和文书档案；保护仓库、粮食和公路桥梁安全；整顿地下武装力量，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安定群众情绪；继续作统战工作，打入敌人内部掌握敌方动态。这一部署立即传达到川黔各支部，迅速执行。临解放时，中共古蔺中心县委派周锐到赤水河沿岸与入境解放军接头；集中潜伏在叙永水尾、敦梓的第九武工队员前往古蔺参加接管；派大石坝支部的罗鼎臣前去保护敦梓粮食仓库。在叙蓬溪一带活动的纳溪独立区工委负责人陈伯纯前往叙永县城联络党员夏中正开展统战工作。

  1949年7月由林岱发起，有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进步人士参加组织，在泸县成立的“川康滇黔新民主主义解放社”，作为进步群众组织，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为宣传、组织群众迎接解放起了一定作用。

  二、粉碎敌人破坏阴谋

  1、在敌人内部策反

 (略)

  2、护校、护粮、护厂、护城

①护校：(略)

 ②护粮：(略)

 ③护厂：(略)

 ④护城：(略)

  三、接管政权

  1、迎接解放大军

  1949年12月3日，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军二十八师先头部队到达泸县郊外罗汉场。中共泸县临工委南岸特支书记吴纯儒前往罗汉场，用“卢x”的暗号与解放军接上头，汇报了泸县的情况，并随同解放军向县城进发。敌军与解放军稍接火后便向富顺方向逃窜，并破坏了沱江浮桥。12月3日下午二时，解放军先头部队三十多人到达小市地下党员王家福家中。王家福一面安排解放军吃住，一面通知搬运工人放鞭炮欢迎解放军，叫人鸣锣告知所有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四处张贴解放军布告和欢迎解放军标语。王家福还发动一百多名工人抢修小市中码头浮桥。3日晚，泸县临工委集中全部党员在城内营沟头糟房里开会，布置迎接解放军的工作，把党员分派到机关、工厂、学校去，防止破坏，配合接管。3日晚八时，解放军大部队到达小市河边，鸣枪为号。随同解放军到达的吴纯儒向对岸呼喊：解放军到了，把船撑过来，迎接解放军进城。中共泸县临工委书记王新民带领起义后摘掉帽徽、反穿军服的警察中队士兵到河边；县参议长李琴鹤和各界人士也到河边欢迎。一些工人相起义士兵把木船撑过江去，把解放军渡过江来。地下党员在泸县城内发动群众制红旗、贴标语、放鞭炮。人民群众列队在会津门码头，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泸县宣告解放。

  1949年12月3日，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六军四十八师一四四团突击队越过纳溪白节场（原属泸县），随即俘获敌人企图炸毁安富桥的爆破队二十多人。为防敌人火烧纳溪县城，突击队兵分两路，沿永宁河两岸向县城急进。3日下午，解放军进入纳溪县城。县城及各乡镇的群众在地下党组织发动下，贴出欢迎标语，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12月6日，人民解放军围歼敌人七十二军三十四师白恒部队于文昌宫、八角仓一带。纳溪全境解放。

1949年12月2日傍晚，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军三十师八十八团和八十九团，由贵州抵达合江县城对岸马街子，设防上黄角、方碑、何家屋基一带，城内国民党溃军在解放军鸣枪示警的情况下，星夜向泸县方向逃窜。12月3日凌晨，中共合江地下临时县委派康群去与解放军接头。部队首长指示地下党组织，迅速组织政权机构，接管旧政权；保护好档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维护社会治安；做好支前工作。保证过境解放军病号和伤员的绝对安全。解放军由贵州入川经过真龙乡时，真龙乡地下党组织布置党员和人民群众，在杵滩、庄独湾、美人坡、土地坎等地设茶水站迎接解放军，并派同志给解放军当向导，护送解放军伤病员等，甚至把个别疲劳掉队的解放军战士护送到县城归队。12月3日上午，解放军在师长马忠全率领下，从马街子渡河进入合江县城，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合江解放。

  1949年11月底，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军五十四师到达叙永摩尼，地下党员陈光祥和乡长李策华组织各界人士欢迎，并派人催办粮草，杀猪宰羊慰劳解放军。其后，又收留照料了解放军六百多伤病和掉队人员。12月1日，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零团攻入叙永县城，经两小时激战，歼敌第六编练残部二千五百余人，活捉敌中将司令肖以觉。国民党叙永县长汪洁闻风而逃。叙永解放了。街上贴满欢迎标语，商店照常开门营业。中共叙永地方党组织由隐蔽转为公开活动，在双二小设立接待站，号召群众为解放军烧菜做饭，备办柴草马料；还鸣锣通知群众到县政府去听解放军代表讲话。解放军一四零团在叙永城里休整一天后，于12月3日离开叙永向泸县方向进发，群众打着彩旗沿街欢送。同日，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八军王挺团长率部驻防叙永；随后，西南服务团伏殿臣、曹文初、张政和等也先后到叙永。

  1949年12月2日，根据迎接解放的部署，中共古蔺地下党组织在古蔺县城公开成立了“古蔺解放军之友社”，号召各阶层群众都来当解放军之友，城区群众纷纷前来报名参加，全城佩戴“解放军之友社”胸章者达五百多人。12月4日起，地下党中区区委派游英爵、黄新莲、朱显荣等同志出面组织秧歌队，教唱解放区歌曲，在“解放军之友社”安排下，全城赶制五星红旗，到处张贴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国民党古蔺县党、政、军、警各部留城人员都听从地下党组织安置，全城社会秩序稳定。12月10日，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和秧歌、锣鼓、鞭炮声中，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代表夏一勤、曹仕炎带领九名干部和战士进入古蔺县城。古蔺解放。

  2、临时权力机构的活动和作用

  泸州地区各县解放时，在解放军、地下党组织和各界人士协商下成立的临时政权机构，填补了国民党政权崩溃后，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前的空白。临时权力机构对迎接、支援解放军，维持地方秩序，接管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十军二十八师解放泸县后，继续西进。在留泸驻军代表领导下，李琴鹤等15人组成了“泸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李任主任委员，在原县政府内办公，下设秘书处和军事、补给三个组。该会为协助驻军维持治安、搞好支前补给、维护市场经营和市民日常生活做了大量工作。l2月8日，泸县成立“十军留泸办事处”。15日，成立“泸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王其梅任主任，“泸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撤销。

  纳溪解放后．由各界组织了临时自管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给解放军安排食宿。12月6日，撤销临时自管委员会，成立军管会和支前委员会。支前委员会由王焕友负责，张德生等十多人为委员，下设柴草、粮秣、宣传、政工四个组，开展了大量工作。军管会也派工作组到各区宣传政策、维护治安、清理财产档案、进行接收接管并着手基层政权的组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上述临时机构撤销。

  合江解放当天中午，中共合江地下党组织在旧政协召开党团员和各界人士会议，成立了“合江县临时人民政务委员会”。该会下设总务、文教、治安等组，派党团员到各组工作。该会还派人接管了旧县府、县党部、警察局、邮政局、稽查处、《大中报》社等要害部门。12月5日，临时人民政务委员会发布告示，要求全县人民安居乐业，支援解放军过境。12月9日，临时人民政务委员会宣布了各乡镇旧职人员继续供职和收缴枪弹的规定，同时发动妇女做了二千多双军鞋支前。叙永解放后，县里各界人士组织支前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陈绍封，副主任委员吕汇川等21人组成，各乡均成立支前委员会分会，对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3、人民政权的建立

  泸州地区各县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同对旧政权的接管联系在一起的。对旧政权的接管为新生人民政权的顺利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二野在南京招收青年学生组成的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经过长途跋涉，于12月上旬到达叙永县城，奉命留下一个分队三十名同志，参加叙永、古蔺、古宋三县地方政权接管工作。28日，到达泸州的川南支队六大队由泸州地委分配到泸县、富顺、隆昌、纳溪、合江参加接管工作。

  1949年12月8日，人民解放军十军留泸县的人员组成“十军留泸办事处”和“泸县散兵收容处”，办事处主任范朝福。办事处抽出十余人组成接管组，分赴各厂、库进行接管工作；组织武装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巡逻；至26日，收容散兵2486人。经过短期教育，体壮者争取参军，愿回家者发绐释放证和路费，遣送原籍。在二十三兵工厂、电厂、酒精厂等较大厂矿，依靠工人群众成立护厂委员会，组织武装护厂队保护工厂；对国民党军用仓库和大量物资，分别派员清点，采取适当集中，就地封存，武装看管的方法；对留下来未走的公务员讲明政策、稳定情绪，鼓励他们坚持岗位，并给以生活补贴。12月15日，“泸县军管会”成立后，接收以上事务并继续进行接管工作。1949年12月13日，中共泸县县委成立，县委书记徐坚。1949年12月16日，泸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熊梦。

  纳溪解放后的1949年12月7日，军管会派龙政举持黎文炜、吴恩浦二同志亲笔信去劝降解放前夕潜入马庙岩区隐蔽的纳溪民众自卫总队县警察中队长龙达远。在政策的感召下，龙达远接受了“劝降”，于当日下午率手枪队和警察中队九十多人，长短枪一百多支到纳溪县支前委员会报到。所有人员经过学习，老弱病残自愿回家，其余大部分编入县大队。这支武装的瓦解，对纳溪县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积极作用。在军管会派工作组到基层之后，全县各乡镇相应成立了“解放委员会”、“支前委员会”，进行接收、接管工作。在军管会的领导下，经过约十天的艰苦工作，全县接管任务基本完成。1949年12月12日，纳溪县人民政府成立，高翌任县长。1950年3月下旬，中共纳溪县委成立，县委书记王志杰。

  合江解放后，“合江县临时人民政务委员会”派人接管了县党部、警察局等要害部门，将接管的《大中报》社更名为《人民报》社，刊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合江临时县委与赤水地下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成立治安联防大队，维持九支乡区和赤水县城的社会秩序。12月中旬，中共川南区党委和解放军十八军党委派军政治部秘书科长陈凤樟一个连的解放军和西南服务团人员到合江开始建政。1949年12月19日，中共合江县委成立，县委书记陈凤樟；1949年12月25日，合江县人民政府成立，陈凤樟任县长。

  1949年12月7日，叙永县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2月12日，中共叙永县委成立，王挺任县委书记和县长。12月20日，建立叙永县军事管理委员会，开展接管旧政权的工作，组建各区人民政府，区以下仍维持旧乡保甲制度。1950年初，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群众尚未发动的情况下，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趁机袭击区、乡政权机关，企图扼杀新生人民政权，活动猖獗。为了保卫新生人民政权，全县军民开展了半年多激烈的征粮剿匪，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政权。

  古蔺解放后，于1949年12月中旬成立了中共古蔺县委、古蔺县人民政府，县委代书记夏一勤，县长曹仕炎。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着手接管国民党政权机构，开展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和征粮剿匪工作，举办“青年训练班”，扩大干部队伍；在中城、龙山、大村、石宝、马嘶、摩尼、桂花设七个区人民政府，分管全县35个乡镇、50个保旧政权。正在接管工作进行当中，发生了严重的土匪武装暴乱。川滇黔边区土匪相勾结，到处抢劫屠杀群众和工作队干部，攻打区、乡政权。在保卫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古蔺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于1950年3月29日撤往叙永县城办公。7月，在解放军剿匪部队和古蔺县大队武装的联合攻击下，大股土匪溃逃，古蔺县城获得第二次解放，县委县政府迁回县城继续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泸州各级地下党组织发动和领导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了一系列斗争，配合进军川南的人民解放军做了大量工作，为解放泸州，接管政权，建立新的地方人民政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各县县委和人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泸州地区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开始迈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历史阶段，一个崭新的泸州在川南大地上胜利诞生了。